像艺术家那样将熟悉的世界陌生化,使自己的生活焕发新意义,这是作家西闪最近持续思考的主题。
像艺术家那样将熟悉的世界陌生化,使自己的生活焕发新意义,这是作家西闪近持续思考的主题。西闪认为,在当下这个冲突加剧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遭遇文化冲击,产生不适感或幻灭感。习惯了秩序井然的生活,陡然置身偏离预期的时空,很多人都会感到不适。失落、困惑、恐慌、排斥,陌生文化带来的心理冲击甚至可能发展成生理紊乱,让人出现恶心呕吐、呼吸困难、失眠抑郁和逼迫妄想的症状。而这正是“巴黎综合征”(Paris Syndrome)。
之所以会被如此命名,是因为医生在心向巴黎却被巴黎所伤的游客身上首度观察到了这类现象,故而给了它这样一个专有名词。在《巴黎综合征》一书中,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的西闪,结合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医学人类学、艺术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讨论,希望通过这些话题引导读者思考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人与自身的关系,勉励大家在复杂世界中勤于思考、善用想象,摆脱因熟悉造成的偏见,重塑面向未来的信心。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逃不开“巴黎综合征”怎么办?在序言中,西闪指出了方法:多读书,以及向艺术家学习。西闪认为:“我们可以借鉴医学家的思路,像接种疫苗那样去阅读,让自己在可控的范围内低烈度地体验巴黎综合征带来的各种感觉,从而对文化冲击产生免疫力。”而之所以要向艺术家学习,是因为艺术的精髓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把熟悉的世界陌生化。“只要勤于思考,善用想象,阅读也可以像艺术一样,帮助我们用陌生化的方式来摆脱熟悉造成的偏见。”
以下内容出自《巴黎综合征》中《在艺术的名利场上》一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巴黎综合征》,西闪 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为什么艺术品的涨幅高到离谱?
艺术是青春永驻的女人,她的丈夫都活不过她。很早以前,她生活在阿尔塔米拉(Altamira)的洞穴里,丈夫是原始的神祗。自从有了国家,她改嫁给权力,养在豪门深宫,轻易不露真容。商业兴起,她心旌摇曳,与金钱互通款曲。在东方,那大约是唐寅的时代。而在西方,不会晚于17世纪,伦勃朗的荷兰典型。然而一直要到19世纪的50年代,她才正式与王公贵族分手,嫁给资产阶级。
这段拜金式的婚姻几无浪漫可言。当艺术品成了银行家或上层中产阶级的交易,艺术就生出纸醉金迷的幻觉。看看艺术家是怎么说的吧。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是英国新一代艺术家中的代表,他在自传里写道:“艺术是关于生活的,而艺术品世界是关于金钱的。”在另一处他说得更直接:“……拿了钱,我突然意识到,因为该死的钱,你他妈的再也看不到自己的画了。(那些人)买画,离开,‘这是达米恩·赫斯特的作品,值多少钱?’人们再也不会多看画一眼。”他说的我能理解,我就见识过一个“天价艺术家”在酒吧里醉后对人哭诉,他一直想画自己想画的,可是市场逼着他画那些更好卖的东西。他想做梵高,不料却成了沃霍尔(Andy Warhol)。
可是艺术家的牢骚不能完全当真。他们是交易链条上的一环,没吃多大的亏。看看赫斯特自己是怎么干的吧。他向买家提供赊账,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利用这种销售手法,他把作品的价格哄抬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艺术家的此类行径,戈弗雷·巴克(Godfrey Barker)在《名利场:1850年以来的艺术品市场》一书里予以曝了光。他辛辣地指出,不少当代著名的艺术家,往往也是手段高明的金融家。
《名利场:1850年以来的艺术品市场》,[英]戈弗雷·巴克 著,马维达 译,三辉图书丨商务印书馆2014年11月版。
不是今天才这样。自从艺术嫁给了资本,阿姆斯特丹豪华的房子就归了伦勃朗。在近的150年里,范戴克(Anthony van Dyck)的伦敦寓所犹如宫殿,雷诺兹(Joshua Reynolds)的生活连乔治三世都觉得奢侈。像西斯莱(Alfred Sisley)或梵高那么潦倒的画家不是没有,但他们极少抱怨。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现在的艺术家牢骚满腹,我们也许不会注意到,艺术与资本的婚姻已经扭曲到如此程度。
扭曲的顶点故事发生在2006年。一个赌场大亨决定把他手里的毕加索作品《梦》卖给另一个富人。10年前他买下这幅画时,价格是4840万美元。10年后卖出时,价格为1.39亿美元。但这笔惊人的交易毁于酒精,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鸡尾酒会上,大亨或许喝高了,一胳膊肘撞破了画布。
为什么艺术品的涨幅高到离谱?因为高昂的画价似乎对所有人都有利。通常来说,购买商品的消费者付的钱越少就越开心。但是在苏富比、佳士得等拍卖行,购买艺术品的人出价越高越开心,获得的掌声越热情。因为人人都觉得,自己花的每一笔钱在未来都将有高额的回报。比如那个赌场大亨,他几乎毫发无损。虽然交易没有达成,可是价格却是实实在在的。他通过抬高一幅画的卖价,成功地抬高了毕加索其它作品的价格。不但如此,他还间接地烘托了其他艺术家的价值。很显然,赌场大亨家里藏着的可不止一幅画。于是就在《梦》遭破坏后的一个月内,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一幅作品卖到了1.4亿美元,库宁(De Kooning)的作品也飙升到1.375亿。
这就是艺术市场的神奇景象。在这个市场里,商品本身俨如硬通货,具有超过现金、股票和房产的保值性。而这种价值与成本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定价可以想怎么来就怎么来,非常随意。市场如此红火,所有人都觉得会赚钱。交易的金额如此之大,规模却又如此之小,大众根本没有插足的余地。造成的结果就是,在这个市场里的每个人都有操纵行情的动机,也有与之匹配的能力。
“像买卖石油、汽车和果酱一样买卖画作,这有什么错吗?”
当然,哄抬价格仅是从中牟利的手段之一。艺术品市场的水太深,除了违法的洗钱或行贿,有人用它来投资,有人用它来炫耀,也有人用它来抵税。巴克猜测,岳敏君把自己的画作赠送给纽约MoMA博物馆绝非出自单纯的慷慨,而有自抬身价的目的。同样的道理,就像《纽约时报》暗示的那样,曾梵志也可以在苏富比用天价拍下自己的作品,借此营造他在市场上长盛不衰的荣景。我还见过更粗野的手段——一个画商把一位著名画家的画作买断10年,目的是用雪藏的办法防止这个画家对他的其他生意造成冲击。
表面上,一如巴克所言,没有受害者,就没有犯罪。艺术市场充满利害冲突,但似乎人人都在获益,故而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污点。但是我们不得不考虑艺术市场的外部性问题。在金钱至上的情况下,艺术水平的判断标准随之混乱模糊,变得非常势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远不如毕加索,梵高总是凌驾于莫奈、塞尚,张晓刚就比毛焰强……标准只有一个:价格。而普罗大众被摒弃在观看的黄线之外,没有任何置喙的机会。
“像买卖石油、汽车和果酱一样买卖画作,这有什么错吗?”尽管克制着近乎本能的道德厌恶,巴克依然谨慎地如此发问。《名利场》一书回答了作者的这个问题吗?我不知道。但是我必须说,关于近150年来的艺术市场,没有哪一本书比《名利场》更细致更生动。是这本书告诉我,尽管波德莱尔(Charles P.Baudelaire)批评米勒(Jean Millet)画中装模作样的农民掩盖了现实的残酷,资本家仍将《晚祷》从72英镑抬到了30年后的3万英镑;印象派的开山之作《印象·日出》价格低时不到10英镑,2015年万达集团从苏富比拍卖行买一幅价值远不及此的莫奈作品却花了2041万美元。《名利场》就像汽车的后视镜和雨刮器,帮助我看清了资本的雨雾与艺术的光晕交织的前程来路。
这让我不由地想起前一位画家朋友讲的笑话。某一年一个画商给他打电话,要来买画。由于他之前和朋友们约好去山里玩,于是商定延后一日见面。游玩途中经过一座寺庙,朋友们都去礼佛烧香,画家也以随便的态度跟着大家一起拜了菩萨。第三天,画商如期而至,买走了画家手里的画。没想到消息传开,一个神话诞生了——自从画家去庙里烧了香,佛祖显灵,所有的画全卖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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