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数字治理方向】MPA公共管理优秀论文：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基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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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区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是实现基层善治、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目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体系具有管控性强、覆盖率高等优势，然而社区治理难度增大和治理任务繁重等现实难题也阻碍着治理效能的进一步提升。本文提出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框架，根据现实基层治理的困境和难点，提炼了“循数善治”的赋能模式，总结了五条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作用机制，并结合浙江衢州“邻礼通·三民工程”的案例具体分析。衢州市的基层治理改革创新对治理模式转向善治的本土化耦合提供了循数善治的数字赋能路径，为解决基层治理难题、实现国家善治，开拓了一条数字时代的基层治理新路。关键词基层治理;数字技术;循数善治;治理效能;千万工程;引言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强调：“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和神经末梢，也是基层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和基层行政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大量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不断下沉，社区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逐渐凸显。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与社会生活的广泛融合，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城市社区治理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2-3]，以社区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来改善社区治理效果和社区服务质量，不仅有助于提升社区居民福祉，更是推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和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方向[4]。创新社区治理体系以及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任务。然而，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社区治理难度大、治理任务繁重、群众参与意愿不强等诸多问题，社区治理能力提升面临严峻挑战，亟待探索新型社区治理模式[5]。　　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场景更加广泛，应用实效和融合水平不断提升，数字赋能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6-7]。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显著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数智化水平，有助于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改善目前基层面临的治理困境。2022年5月，民政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网信办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充分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整合社区各类服务资源，打造基于信息化、智能化管理与服务的社区治理新形态。”宏观层面政策的多措并举表明，充分运用数字技术进行赋能，是整合社区服务资源、打造社区治理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各地根据自身的区位条件和面临的治理难题，借助数字赋能探索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实践进路，产生了多样化的数字平台建设实践样态[8-9]。浙江在“千万工程”推进过程中，有不少地区以数字化平台赋能，提升基层治理硬实力、内驱力和新活力，构建了“千万工程”促进基层治理的新格局。本文以浙江衢州“邻礼通·三民工程”作为典型案例，深入诠释“循数善治”赋能模式的理论内涵和实践逻辑，为现阶段推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实现基层善治，提供有益启示。一、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一）城市社区的发展趋向和治理困境　　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并不是由基层居民自我管理自发形成的，而是在国家推动下建成的“行政性社区”。对于我国目前的治理体系而言，其治理重心呈现不断下移的趋势[10]。繁多的工作事项和管理任务使得社区工作人员很难对民情信息做到具体有效的掌握，缺乏准确和全面的民情信息，使得社区工作人员难以了解居民的需求和关切，制定相应的服务和管理措施。同时，治理重心下移强化了行政力量的事务和责任，堵塞了民意畅通渠道，进而导致居民与社区工作人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受阻，民意无法被有效表达和反映[11]。而社区的行政化趋势诱发了居民的“看客心态”和对社区事务参与意愿的降低，缺乏积极参与社区决策和管理的动力，使得社区治理缺乏广泛的居民参与和民主决策的基础[12]。此外，现阶段的治理重心下移主要体现在国家对社区建设的主导和深入渗透。国家通过“区县—街道—社区”的纵向机制，结合以人事和物权为核心的横向覆盖机制，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管理。这种模式不仅增强了国家在基层的治理能力，也促进了社区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在纵向机制中，区县层面负责制定政策和总体规划，街道则作为执行单位，具体落实各项措施，而工作站和居委会则直接面向居民，提供服务和管理支持。横向覆盖机制确保社区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和每一个组织都能接收到国家意志的传递并执行到位。然而，这一模式下社区的服务能力相对薄弱，无法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和期望，居民对当前的社区服务水平并不满意[13]。同时，这种治理模式虽然具备强执行性、高覆盖性的优势，却也限制了社区服务能力的提升和组织体系的完善，制约了社区治理的整体效能[14]。社会自主发展的加速使得社区居民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更加多样化，基层事务的复杂化增加了社区治理的难度，涉及的内容从基础设施维护、环境保护到社会服务和文化活动，社区居民的诉求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现有的社区治理体系显得捉襟见肘，难以充分满足居民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要求[15]。结合本文研究，当下基层社区治理的困境主要表现在民情底数不清、民意沟通不畅、民众参与不足、服务能力不强和组织体系不全五个方面。　　（二）“管理—治理—善治”的理论演进　　善治这一概念经历了“管理—治理—善治”这一演进过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界提出了“公共治理”（Public Governance）的概念，用以描述政府部门与民间组织共同参与或由民间组织独立进行的公共管理活动[16]。当政府作为管理的权威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时，由于出现了市场失灵、政府管理失效，公共治理主张用治理代替管理，突破在管理中政府作为一元主体的局限，使不同群体的利益得以调和，冲突得以缓解，并集思广益，通过多种解决方案采取联合行动[17]。治理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公共管理范式的重大转变。在公共治理模式下，政府不再是的治理主体，而是与非政府组织、社区团体、企业等多元主体共同协作，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公共治理强调合作与协同，致力于通过多方参与和互动，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能。但治理只能在一定范围内，通过合作与协调，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不能承担政府和市场的核心职能。治理既不具备政治强制力，更不能像市场一样有效地配置资源。为了解决“治理”这一概念的局限性，“善治”（Good Governance）这一概念应运而生，意为良好的治理[18]。　　俞可平将治理与善治结合[19]，将“善治”这一理论概念引入国内学界[20]。他认为善治的过程其实是还政于民的过程，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社会和公民间治理的良好合作。基于此，他给出了善治的六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21]。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进一步梳理了善治的深层定义，认为善治包含八个要素：法治、参与、公正、透明、责任、有效、稳定、廉洁[22]。可以说，公众参与就是善治不可或缺的要素，吴畏则从哲学层面梳理了善治的深层定义，基于本体论、方法论和实践论，善治*基本的内涵和要义就在于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判断，因此也体现了善治的第七个要素——公民参与、稳定、廉洁和公正[22]。杨镪龙等认为，善治的核心在于最大化公共利益。它强调通过透明、公正、参与和高效的治理方式，确保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善治不仅关注公共利益的提升，还致力于公民的广泛参与和政府的责任担当，以实现社会的整体福祉和可持续发展。政府和公民作为善治的两方主体，始终以平等的身份协同治理公共事务，双方达成和平、博弈、互利的伙伴关系[23]。迈向善治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愿景，善治的过程，实现了政府和公民对公共事务治理的*佳合作，达成了国家管理与社会治理协同的*佳状态[24]。从“管理”到“治理”再到“善治”，其中不仅仅是公共管理概念的语义变迁，更赋予了社会治理的新内涵，迎合了当前复杂治理背景下对社会善治的发展需求。本文综合梳理前人对管理、治理、善治的比较和讨论，并结合当前的治理实践，将管理、治理和善治的区别与演进过程划为主体、方式、取向、手段、基础等方面，如表1所示。

从主体来看，“一元领导—多元领导—多元共治”的转变体现了善治的政治愿景与实践，促使更公平、公正的治理者参与治理，实现社会公众福利的最大化；从方式来看，由“等级控制—平等合作—民主协商”的进步，体现了从单方决策的行政命令到良性互动和合作善治的转变；从结果取向来看，由“重结果—重过程—过程结果并重”的改进，体现和强调了通过治理过程和机制化解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从手段来看，由“单一解决方案—多种解决方案—复杂解决方案”体现了转变中治理效能的提升；从基础来看，由“政令—契约—认同”的变化，体现了政府和公众新关系规则的构建。　　综上，从管理、治理和善治的差异出发，由治理走向善治，政府在治理体系创新上有三个着力点：一是引入多元治理主体，由单一的政府自上而下的“治理”，转变为政府自上而下与社会自下而上双向互动和有益合作的“善治”；二是改革自身运行模式，运用多样化的管理手段和技术措施解决治理难题；三是建构新关系规则，突破政府权力范围的局限，使得以多元机制协同整合公共权威和社会力量成为可能。　　（三）从数字赋能到循数善治　　借助数字技术促进政府完善基层治理、实现善治的过程，可以概括为“循数善治”，这一中层概念，来自“循数管理”“循数治理”以及“Good Governance”等几大概念的集成[25]。其中，“循数管理”由涂子沛在《大数据》一书中首先提出[26]。任志锋和陶立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循数治理”[27]，即数据驱动的治理通过以数据为依据、资源和工具来发现、分析和解决公共问题，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果，确保治理过程更加科学、客观和理性。“循数善治”中的“循”是依据和遵循之意，“数”是指数字技术，其在衢州的治理实践中突出表现为数据中心和数字化治理平台的建立和使用，政府治理不仅依赖政务大数据帮助认知、决策和预警，也通过数字化平台共享数据、匹配和对接治理资源，以解决基层治理难题[28]。随着数字技术和社会治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融合，数字技术的善用能弥补传统治理手段的失准、低效、滞后等问题，显著改善社会治理活动的效能[29]。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体现在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它的最终目标是以高效和低成本的方式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这也是善治的基本价值准则。善治理论的八个要素为数字技术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价值导向，同时多元共治、持续互动的理念也为探求新技术赋能公共服务的机制和途径提供思想指引[30]。数字技术本身作为一种构成性的概念，开创了公共服务理论的新空间。如何将数字技术融入善治体系，以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深化技术与治理体系关系，建立多维要素互动与价值共创的重要问题[31]。“循数善治”本质上是数字技术（数据采集、整合、挖掘、分析、共享、开放）驱动治理需求识别精准化、决策科学化、供给高效化的善治实践，也是多元行动者围绕数字技术赋能在特定制度、组织、任务情境中互动博弈、协同共治的过程[32]。　　此外，善治的价值观念对技术的规范应用，有助于技术实惠遍及社会，为基层技术治理开拓空间，它对多元共治的支持与包容增强了技术手段的承载力，培育了技术手段的成长和改进，促进了技术嵌入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33]。循数善治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数字治理，它是以数字技术嵌入并变革传统基层治理模式，改变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的交互场域，实现技术手段的突破、协同模式的创新和组织结构的变革，达到政府—市场—社会—公民动态平衡状态，实现“帕累托*优”[34]。在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中，数字技术展现了巨大的治理价值，成为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和增强基层善治能力的关键一环。　　（四）分析框架　　近年来，中国数字技术的飞跃式突破，为“循数善治”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前提，也不断重塑着基层的组织架构和治理模式。基于上述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理论视角，本文构建了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针对基层治理中民情底数不清、民意沟通不畅、民众参与不足、服务能力不强以及组织体系不全这五大基层治理难题，提出实现“循数善治”的五个机制：通过信息归集共享摸清民情底数、通过意见收集反馈畅通民意社情、通过主体激活拓展扩大民众参与、通过资源集成联动强化服务能力、通过组织整合重塑健全组织体系。通过这五个机制，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改善基层治理困境，从而推动实现基层善治。二、研究设计（一）方法选择　　本文以“探索式单案例嵌入式”方法分析循数善治的衢州实践，主要基于以下四个原因：　　1.本文旨在回答“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基层治理”，采取“探索式单案例嵌入式”的分析方法，为解决“如何型”问题提供典型案例指引[35]。　　2.本文探索分析了数字技术赋能改善基层治理困境、实现基层善治的实践效应和影响机制。目前我国如何实现“循数善治”仍处在探索阶段，运用“探索式单案例嵌入式”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弥合现有学界研究成果的“缝隙”，从理论和实践上打开研究问题这一“黑箱”[36]，从而更好地阐述“循数善治”的理论内涵和影响机制[37]。　　3.本文的重要意义在于探索数字技术推动实现基层善治的具体过程和有效经验，为其他地区提供可学习、可复制的实践模板，这对案例研究的立体感和数据的丰富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采取“探索式单案例嵌入式”的分析方法[38]，以丰富的案例材料和支撑数据展现治理改革演进和变迁的历史[39]，对改革历程中的关键做法进行有效的因果识别和政策检验，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4.本文案例研究对象为浙江省衢州市，在数字技术赋能城市社区治理五个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揭示循数善治的模式创新。采取“探索式单案例嵌入式”的分析方法，在研究衢州“邻礼通·三民工程”这一改革案例的基础上[40]，回溯衢州城市社区治理的关键特征和主要历程，以整体和局部相结合的方式提升研究的整体性和针对性。（二）样本选择和案例介绍　　基于重要性和典型性原则[36]，本文拟选择浙江省衢州市为研究样本。衢州境内多山，地形地势较为复杂。一方面是自然条件给政府提供便捷公共服务带来了困难和挑战，另一方面群众对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需求日益迫切，衢州先行先试开展数字化转型和基层治理改革，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的样板和典范，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启示[36]。在衢州的数字化转型和基层治理改革进程中，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提供了政策框架和指导方针，衢州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进行了许多创新实践，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改革模式。通过这种双向互动，中央政策得以在地方层面有效落实，同时地方的成功经验和创新成果又反过来丰富和完善了中央政策。这种良性互动为归纳循数善治的实践路径奠定基础，符合理论目标与案例对象一致性的原则[41]。近年来，针对社区居委会组织架构不全、业主委员会履职难、物业服务企业服务水平低等社区治理困境[42-44]，衢州市围绕民情信息全量化采集、社会治理多元化参与、便民服务一站式集成的目标，从规范化到标准化，从信息化到数字化，以“邻礼通·三民工程”迭代升级新时代“三民工程”，全力构建了城乡社区整体智治新模式。“邻礼通·三民工程”将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居民等多方主体进行有效整合，将“点”和“轴”联结成相互贯通的治理网络。“邻礼通·三民工程”相关工作先后获评“全国城乡社区疫情防控优秀案例”“浙江省基层社会治理十大创新典型案例”、浙江省改革突破奖银奖等荣誉，被《光明日报》《法治日报》《浙江日报》和新华社、人民网等主流媒体多次宣传报道，打造了独树一帜的城市治理的“衢州样本”。　　衢州结合中央政策与地方创新，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了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为了更直观地展现这一动态演进过程，本文基于强过程模型[45]和“上下来去”模型[46]，绘制了展现衢州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经验的关键时间脉络图，如图2所示，来帮助识别和分析改革历程中的关键事件。同时为了提升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论据收集严格遵循“一手资料—辅助资料—参与式观察”的“三角验证”[47]，笔者研究团队于2023年1月—2023年10月多次前往衢州进行实地调研，与衢州多位社区工作者和社区居民进行深度访谈，搜集多元化定性资料。当地政策研究部门（衢州市委编办、市政府办、“基层智治”改革专班）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内部会议纪要、档案文件等宝贵材料。在后续研究中，根据撰写需要，笔者研究团队又对衢州“基层智治”改革专班工作人员和斗谭未来社区工作者进行数次跟踪调研和线上回访。　　

三、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基层治理——基于衢州“邻礼通·三民工程”的经验分析（一）通过信息归集共享摸清民情底数　　民情底数不清，使得基层治理缺乏信息基础。数字技术有助于实现信息归集共享，健全民情档案，搭建掌握民情、联系群众的平台。为解决民情信息更新不及时、数据不精准等问题，衢州市聚焦基层实际需求，建立“线上+线下”民情信息归集工作机制，依托“邻礼通·三民工程”打造民情数据库，打造精准动态的现代社区建设数据底盘。其一，通过信息采集精确了解民情。梳理民情信息归集目录，打通公安、卫生健康、人力社保等部门的信息壁垒，同时聚焦网格需求，生成数字民情档案。其二，通过“三色分类”的方式进行信息管理。对出租户等15类重点人群，进行分类管理和高效服务。如针对就业帮扶，将社区内失业、低保人群标为“红色”，将就业不稳定人员标为“黄色”，将工作较稳定但有择业需求人员标为“绿色”，针对不同群体需求进行分类服务和就业帮扶。其三，通过“动态多源”进行信息维护。衢州创新了“线下信息摸排+线上数据归集”的数据整合维护更新机制。线下，依托网格力量引导发动党员、楼道长等群体开展日常动态巡查、入户走访、隐患排查等工作，并发挥网格员、志愿者、外卖小哥等群体“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通过“邻礼通·三民工程”应用将线下掌握的信息与数字民情档案进行对比验证、动态完善。同时，依托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自动更新过期数据，让民情档案数据更加动态精准，完善数据底盘。其四，以“多元共建”实现信息保鲜。将“邻礼通·三民工程”应用使用情况、数据保鲜情况、实战实效情况纳入乡街治理评比，强化干部对数据归集更新的意识和水平。依托民情考试、场景路演、现场问政等形式，做好日常数据的更新维护，实现民情信息的准确、实时和鲜活。　　（二）通过意见收集反馈畅通民意社情　　数字技术有助于畅通听取民声、解决问题的渠道，进一步畅通民意社情，及时响应居民意见诉求，畅通党组织联系群众桥梁。针对社情民意收集难、邻里互动交流少、社区吸附力不强等问题，衢州打破时间与空间屏障，通过“邻里通”搭建了沟通的新平台。其一，实现社情民意全量收集。线上依托“邻里通”开设“社情民意”板块，实现公共维修、投诉举报、小区报事等6项服务诉求一键上传。建立社区、小区、楼道三级微信群，分别由社区书记、小区书记、楼道长（红管家）担任群主，广泛收集群众“急难愁盼”事项并及时推动解决。线下坚持区乡村三级定期下沉一线倾听民意、收集诉求，多维度打通民声渠道。其二，实现邻里互动“全程连线”。依托“邻里通”，开通“邻礼生活”“左邻右里”等功能，居民可相互一键添加好友，丰富交流途径。通过线上表决，参与业委会选举、场地出租、物业维修基金使用等涉及公共利益事项线上表决，推动陌邻变睦邻。其三，以三级议事实现全员参与。线下建立楼栋（道）户主会、红色议事会、社区联席会三级议事机制，聚焦城市最小单元，把党组织体系延伸到楼道，把户主会开到群众家门口，通过楼道党小组长发动居民广泛参与协商议事，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在微信群中反映问题，工作人员通过微信群见微知著，快速高效解决问题，实现社区共建共治新局面。　　（三）通过主体激活拓展扩大民众参与　　数字技术通过主体激活，搭建了共商共议共建的桥梁，扩大了群众参与，增强了为民服务的获得感。“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的评价方式便捷了群众对公共服务的广泛参与。在线上，衢州通过“邻里通”平台，汇总居民对物业服务和网格服务的意见和评价，实时了解民众需求和反馈。线下，则定期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业务能力培训，提升他们的服务水平和应对能力。通过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衢州不仅实现了社区服务的全面提升，还建立了一个高效、动态的反馈和改进机制，有效促进了社区治理的精细化和现代化。衢州通过构建全民参与的“口碑式”激励机制，常态化运用“有礼指数”量化评价机制，分层分类开展有礼商圈、有礼小区、有礼之星创建评选，提升了广大市民文明意识、城乡社区基础配套和全民共建工作合力。如针对融合型大社区大单元治理难题，双港街道6个村共同注资成立“六禾港盟”强村公司，在提供物业服务同时，盘活社区闲置资源，既帮助社区节约兜底运维经费近370万元，又助力村集体经济增收150万元，还破解了26个小区“无物管”的历史，居民满意度极大提升。此外，衢州完善了民众广泛参与的监督制约机制。通过数字赋能，推广应用“邻礼通”小程序，为居民参与监督疏通了反馈渠道，有效吸纳居民参与对社区工作人员、社区治理决策执行的监督流程，有助于健全透明开放的全过程监管流程，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发力的监管链条，提升监管的效能和效率。　　（四）通过资源集成联动强化服务能力　　数字技术通过资源集成联动强化服务能力做优为民服务，创新服务群众、服务民生的模式。针对当前公共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衡、供给不精准等突出问题，衢州发挥“邻里通”高效快捷、贴近群众的优势，围绕老人和小孩两大重点群体，建设“邻里汇”社区服务综合体，为群众提供精准和优质的服务。一方面，提升居民的基础服务效率。针对居民医疗、设施维修等高频服务事项，在“邻里通”服务端集成上线“医保通”等40余项服务应用和功能，居民根据自身需求即可定制和享有个性化服务。同时，对出租房信息变更、老年证办理等7类信息推出预警功能，网格员收到预警信息后第一时间上门办理，实现超前主动高效服务。另一方面，实现场景服务的“一站集成”。依托未来社区的建设理念，打造集邻里客厅、社区书屋、社区学堂、养老中心、共享食堂、健身中心六大服务功能为一体的“邻里汇”社区服务综合体，形成可广泛复制、推广的一站式未来社区服务模式。加快推进党建统领“爱心卡”“一老一小”优质服务、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老旧小区加装电梯4项省级现代社区试点任务，推动就医用药、老年食堂等公共服务体系向社区“邻礼汇”、乡村“生活馆”有效集成。此外，衢州根据重点工作和应急管理需要，按照标签化智能分类，对不同类别人群“一键推送”不同内容的预警提示，为基层统筹力量、高效管理提供有力支撑。　　(五）通过组织整合重塑健全组织体系　　针对城市社区组织能力弱化、功能虚化等问题，建强组织体系，推动组织体系、治理体系一体化融合，织密上下贯通、高效治理的网络对于提升社区治理能力至关重要。衢州以线下组织力赋能线上服务力，为整体智治提供坚强的党建保障。一是以“三级组织”实现上下贯通。衢州聚焦城市最小单元，把党组织体系延伸到楼道，建立“社区大党委－网格党支部－微网格（楼栋、楼道）党小组”一贯到底的三级组织体系，通过“党员报到”“联户结对”“走访日志”等场景，有效整合各方力量，实现党组织在辖区全覆盖。通过创建党员进社区服务等方式，形成下沉干部编组入格、党员志愿者包网联户、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共治格局。二是以“四方协同”实现力量联动。以社区大党委为，推动机关力量、网格团队、小区业委会、党员志愿者四方力量互相配合、协同共治，开展分类定级、组团包联。同时，依托“邻里通”应用的“随手拍”功能，吸纳外卖小哥、快递员和保洁员成为兼职网格员，上报处置线索和解决社会隐患。三是建立“民呼我为”机制。建立每月1日、11日、21日区乡村三级开门接访机制，每周对群众反映及“邻里通”上报问题，乡村两级进行专题研究、处理解决、上门回访，形成工作闭环。四是以“五大指数”实现精准考评。积极推行支部堡垒指数、党员先锋指数、组团服务指数、网格履职指数、物业满意指数五大指数，分主体开展量化考评，并将考评结果及时反馈组织部、民政厅、住建厅等单位，作为评优评先、物业“红黑榜”评比的重要依据，实现精准考评。四、结论与讨论伴随数字时代到来，数字技术应用已成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循数善治，是衢州优化基层治理、探索新型社区治理模式的实践经验。本文提出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框架，根据现实基层治理的困境难点，提炼了“循数善治”的赋能模式，总结了五条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作用机制，并结合浙江衢州“邻礼通·三民工程”案例对“循数善治”赋能模式进行说明，赋能机制具体表现为：通过数据归集共享摸清民情底数，解决了民情底数不清的困境；通过广泛收集民意并及时反馈，畅通民意社情，改善民意沟通不畅的问题；通过激活民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扩大民众参与，改善民众参与不足的问题；通过集成联动治理资源，强化服务能力，改善服务能力不强的问题；通过整合重塑组织架构，健全组织体系，改善组织体系不全的问题。在数字技术与社区治理的有机融合中，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改善基层治理存在的一大困境，推动基层善治的实现。“循数善治”是一种将数字技术嵌入基层治理场域，变革传统治理模式，改善政府与多元治理主体协同治理格局，实现技术创新、组织结构创新、治理方式创新的全面变革。衢州市基层治理改革创新，对治理模式转向善治的本土化耦合，提供了循数善治的数字赋能路径，为解决基层治理难题、实现国家善治，开拓了一条数字时代的基层治理新路。参考文献：[1]郎友兴,葛俊良.让基层治理有效地运行起来:基于 社区的治理[J].浙江社会科学,2014(7):63-69+157.[2]刘培功.数字治理视域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 智治 ” 逻辑与实践路径[J].理论探讨,2023(5):77-84.[3]杨秀勇,张荣玺.数字技术驱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作用效果及限度——基于“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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