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芳谈古琴:漫谈古琴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承
香港中华时报对著名古琴演奏家刘铭芳先生进行了专访,围绕古琴艺术申遗及起源、发展与传承的感悟与体会进行了深度探讨。
著名古琴演奏家刘铭芳先生现任梅庵琴社社长、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古琴专业委员会理事、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会员、浙江省非遗保护协会古琴专委会副主任、全国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委员会古琴专业考官等职务。出生于艺术世家,1983年开始随父亲—古琴大师、全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奏员刘赤城先生习琴,继承了《梅庵琴谱》和刘门家传的全部琴曲。参与编纂并出版《梅庵琴谱修订版》,发行有《古韵新声》等古琴独奏专辑,其传略被辑入《中国音乐家词典》等。
对于多年来从事古琴艺术研究的刘铭芳先生说起这方面的话题侃侃而谈:古琴是中华民族较早的弹弦乐器之一,有关古琴的记载较早见于《诗经》、《尚书》等文献。《尚书》载:“舜弹五弦之琴,歌南国之诗而天下治。”三国时期,古琴七弦、十三徽的型制已基本稳定,一直流传沿续到现在。
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华历史文明中,传世久远的古琴不仅是文人的抒情写意、修身养性的一门特殊艺术,因其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千百年来一直为文人、士大夫所爱不释手,而且还以其幽雅清和的风韵成为文化人精神情操的象征,历来为国人所珍视。古琴是整个中国音乐结构中具有高度文化属性的一种音乐形式。古琴之音,既淳和淡雅,又清亮绵远。意趣高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形式中正平和,无过无不及。“琴之为器也,德在其中”,琴道更是让有素养的文人为之一生追求。存见南北朝至清代的琴谱两百余种,琴曲达三千多首,还有大量关于琴家、琴论、琴制、琴艺的文献遗存之丰硕。古时,琴、棋、书、画并称,用以概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历代涌现出许多著名演奏家,他们是历史文化名人,代代传颂至今,并逐渐形成了流派。
古琴流派的形成,与地域、师承、传谱的各异有关。首先,我国古代由于交通地域所限,各地的文化习俗与自然人文环境各不相同。而同一地区的琴人彼此间经常操缦交流,并同受当地文化习俗及民间音乐的影响,从而形成相近的演奏风格。“北方气候凛冽,崇山峻岭,故燕赵多慷慨之士,发为语言,亦爽直可喜;南方气候和煦,山水清嘉,发为音乐亦北刚而南柔也” 。初唐琴家赵耶利曾形容当时的两种琴风: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士之风,蜀声躁急,若急浪奔雷,亦一时之俊。直至近世,依然十分明显。可见,地方色彩与地区差别是决定琴乐演奏风格的基本因素。
其次,共同的师承渊源是形成琴派风格的主要依据。各地著名琴家的精湛琴艺和独特演奏,对琴派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因而“唐世琴工复各以声名家,曰:马氏、沈氏、祝氏……师既异门,学亦随判,至今曲同而声异者多矣”。还有传谱的不同,随着琴谱的普及,不同琴家依照不同的琴谱钻研琴学,更易形成相同或相近的理解和风格。宋明以来琴谱的普及为琴派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琴谱是琴学的心脏,一个琴派的形成必定有其传世的自家琴谱及其独有的曲操;再则有本门派源源不绝的名宿传人。
明末清初古琴呈现流派纷呈的局面。其中著名的琴派除了宋明之际的浙派之外,尚有虞山派、广陵派、金陵派、闽派、岭南派、川派等等。古琴传至清末,日渐衰微。建国后古琴音乐得到政府的重视和抢救,调查、收集、整理了流失于民间中的各种传谱,并录制了一批音响;发掘一批失传的琴曲,如《广陵散》、《幽兰》等;培养了一批古琴音乐人材,为今后古琴音乐的整理、研究、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2003年11月7日,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第2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6年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将古琴列入第1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划分在“民间音乐”类,编号Ⅱ—34。
古琴作为中国古老的弹拨乐器,从深度上说它是几千年来文人修身养性的工具,琴学的文脉和理论高深,不仅仅是技法和熟练度的掌握。孔子认为学琴分为三个阶段:一、读谱,熟悉全曲风格和大致结构,并熟记下来;二、不断琢磨,反复咀嚼,一段一段学习、体会,在磨练中达到技艺纯熟,并掌握乐曲的内在韵致,把握乐感;三、完全将乐曲融化在心,彻底理解音乐的内涵与意境,得心应手,再将它表达出来。“孔子持文王之声知文王之为人”,融入音乐的境界这个过程是唯知音者知,孔子的善学可见其知音之深。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琴声是琴者的心语,学琴者需要扎扎实实地练好基本功的同时体会琴曲的内在思想。从广度上说宋代以来琴派纷呈,琴曲数量极多远非考级曲目可以代表,不能为了考级反而让自古传承的琴曲消亡。